62岁时，谢希德成了新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她的“就职演说”朴实无华：“论经验和威望，我不能同前任校长陈望道教授和苏步青教授相比，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有决心在有限的任期内，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在每次校长会义上，她也是不喜欢绕圈子，总是长话短说。她情愿带领一班人马到基层去办公，花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签署一大摞的文件和报告，她还喜欢和老师们一起乘坐[巨龙]班车来上班，那样，她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议论，还经常有“高见”产生。

　　学生人都喜欢这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女大学生更愿意向她吐露心中的苦闷。她主持的“校长信箱”开通一个月就收到60多封来信，每一封信谢希德都亲笔批阅，转给有关部门时要求必须一周内反馈处理意见。

　　在谢希德担任校长的5年里，复旦的气氛活跃和严谨治学一样地出名。每到周五，许多学术讲座和兴趣小组便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展开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亮着五颜六色灯光的学生活动中心，它们在谢希德的完全支持下创办的。因此，在它的招牌下面，是一个不起眼的、被复旦人念了千百遍的名——谢希德。

　　谢希德以她个人独特的魅力将“复旦”这个名字推向世界，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所“东方的哈佛”。

　　1985年复旦建校80周年大庆时，美国总统里根特意发来了贺电，他怀念起他在相辉堂的演讲。他甚至清晰地记得，礼堂舞台中央的讲坛上，镶嵌着篆文和英文交织而成的粉红色的“复旦”图案。对面的墙上是中英文的“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岁”！

　　在有限的任期里，学校到国外进行学术活动的教师多达600多人次。复旦大学打破了综合大学只有文理科的格局，变为一所拥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综合性大学。

　　这个时期，谢希德的生活中依然摆脱不了疾病、思念和痛苦。

　　惟一的儿子1981年就去了美国读书，只有趁每年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的“三月会议”的机会探望一番。而她自己，仍然必须每周不间断地进行化疗和放疗，还要坚持吃中药。尽管这样较好地控制了癌症的发展，但是她的两条腿的长短差距越来越明显，走路时已经遮掩不住一瘸一拐了。

　　更糟糕的是，1987年丈夫曹天钦原有的头椎病加重，一时下肢瘫痪，上肢麻木，话也说不清了。作为妻子，她依然必须在政务缠身、频繁的学术和外事活动之余尽一份义务。

　　不管工作多忙，只要人在上海，谢希德每天总要挤出时间去华东医院陪伴丈夫。在曹天钦住院的早期，她亲自给他点菜，安排一天的食谱。她每天还要扳丈夫的手臂，帮助他活动关节，疏通血脉。甚至，她还以一个女人特有的细心，经常为他更换床头柜上的小花。

　　这样的时候，还有谁会想到她是一位花甲之年的癌症病人呢？恐怕连她自己也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