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次新规,不对个人抽烟进行罚款,而是罚那些公共场所的管理者。要说这算是一种连坐的行政思维模式,有人说这属于懒政行为。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禁烟,在这个庞大运动中,不仅法律要得到施行,或许,社会的力量也需要被更多地挖掘。
2008年5月1日晚,暖风拂面。为了给几个外地来的死党接风洗尘,我们走进北京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在大厅中找好座位后,我习惯性地掏出香烟,准备一边看菜单,一边美美地抽上几口。这时,一位漂亮的女服务员走到我面前,轻轻地说了一句:
“对不起,先生,从今天起,北京的餐馆禁止吸烟。”
几位死党都看着我,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我尴尬地朝他们笑了笑,还是收起了香烟。
最坏的可能结局
以上的开头,是我大脑中出现了好多次的禁烟经历,诱人的晚餐、漂亮的女服务员、温文尔雅如绅士般的我、尴尬的笑容、难以忍受的烟瘾。
其实,这个翻来覆去的虚拟场景源自焦虑,自从看到北京公共场所五月开始禁烟。按照北京市政府常务会议日前刚刚通过的《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的若干规定》,不仅市内餐厅将禁止吸烟,网吧、公园、游乐场、机场、火车站、体育场、所有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场所等公共场所,将全面禁烟。一句话,除了马路上、自己家里以及公共场所的部分吸烟区,北京烟民的生存空间全面“沦陷”。
这个看似十分“残酷”的新规定,将于5月1日正式在北京实行。在这之前,北京市从1996年起执行的禁止吸烟规定仅包括医疗机构、托儿所、中小学、影剧院、文物单位等8类场所。
这个《若干规定》的出台,一方面是兑现“无烟奥运”的承诺,另一方面也是对《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步骤性实施。2005年,世界第一个旨在限制全球烟草和烟草制品的公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正式生效,在此前后,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禁烟潮。2006年1月9日,此公约在我国也已正式生效,到2011年,我国将对公众提供防止接触烟草烟雾的普遍保护。
不过,纵然面对新规,我在和平门烤鸭店的虚拟禁烟经历,也可能有别的几个结局。第2个结局是:如果我坚持要“捍卫”我抽烟的权利,女服务员可能很客气地把我领进吸烟区,我和死党们在烟雾缭绕中,兴高采烈地畅怀叙旧。可惜的是,据市法制办法规二处处长张培莉表态,北京的吸烟区将逐步取消,“吸烟区”这种孤岛式的存在场域也将被淹没。
还有可能发生第3个结局:当晚和平门烤鸭店的吸烟区已经客满,或者当晚我去的餐馆根本就没有吸烟区,而当时我又烟瘾大发,忍不住点上一支烟。
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几种可能:一种是服务员再次过来提醒我,见我仍不掐灭香烟,而且态度很横,无奈把值班的餐厅经理请来。过来的经理对我吐露苦衷,根据新的禁烟规定,如果我还坚持抽烟,被执法部门发现后,他们餐厅将被警告甚至罚款。另一种可能,旁边一位就餐者也要求我掐灭香烟。因为,根据5月1日实行的规定,任何公民都“有权要求吸烟者停止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
3种结局中,第3种无疑是最坏的,也是最需要解决的。这种结局中,因为抽烟问题,我甚至可能跟餐厅服务人员、就餐者发生冲突,我跟死党来之不易的聚会,极有可能因为一支香烟不欢而散。
而无论哪一种可能的结局,有一点是共同的:新出台的禁烟规定,严重“干扰”了我这个已有11年烟龄的烟民生活。
餐馆老板的困惑
让我这杆老烟枪感到庆幸的是,此次出台的禁烟新规,并没有对个人抽烟进行罚款的规定。也就是说,即使我厚着脸皮在餐馆抽烟,最直接的后果是被“劝阻教育”。
不罚个人,那罚谁呢?罚的是餐馆等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按照这个《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的若干规定》,餐厅、网吧等公共场所的管理单位,有义务派出专门的检查员对所管理的公共场所禁烟区域进行检查监督,如果出现违反法规的情况,管理单位将会因禁烟监管不善受到行政执法的处罚,目前处罚的细则还在制定之中。
据了解,在该法规进行草案征集时,本来有检查员直接对个人的处罚规定,10块钱,后来征求意见后取消了。相关人员透露,修改的原因是“还未全面实施禁烟,处罚个人不合适”。
这种貌似“转嫁责任”的方式遭到了一些餐馆的强烈不满。在这之前,眉州东坡酒楼(六里屯店)是唯一一家自觉推行全面禁烟的北京中餐馆。酒楼所属集团的常务副总郭晓东对记者说,从去年10月8日起,六里屯店开始实行全部禁烟,店内撤掉了所有的烟灰缸,停止出售香烟。
“有些就餐的人,因为不能抽烟而离开的情况也发生过。”郭晓东承认。刚开始禁烟的头一个月里,六里屯店的营业额下降了5%—8%,后来慢慢地恢复了一些,现在的营业额甚至比禁烟之前还要好。“禁烟是好事,是个世界大趋势。提供一个卫生文明的就餐环境,本来是我们的职责。”
但说到此次规定不处罚个人,只处罚公共场所管理者的做法,他表达了自己强烈的不解和不满。他对记者打了个比方:“如果有人到我们餐馆来抢劫,这肯定是犯法行为。我们有责任立刻报警,但如果因为这里发生了抢劫事件,就要罚我们款,是不太合适吧?!”
说到这里,郭晓东的语调明显升高了很多,话语夹杂着几丝愤怒。
作为北京禁烟的实践先锋,郭晓东建议相关部门制定政策的时候,应该慎重,应该考虑实际情况。“来的都是客,我们引导是可以的,但要我们强制客人做什么不做什么,不合适。既要我们服务,又让我们执法,这两者本身是有矛盾的。”他坚决主张,对个人应该处罚,这样的禁烟令才能令行禁止。
随后,记者又实际探访了数家餐馆与网吧,包括全聚德、麻辣诱惑、海底捞火锅等已经分设吸烟区和无烟区的餐馆,得到的回答都是一致的:还没接到上级关于全面禁烟的通知。
西城区一家社区饺子店的李姓老板对记者坦言:“我这店就30多平米,让我设一个无烟区根本不可能。来吃饺子的顾客都是熟客,让我来监督他们别抽烟,这口不大好开。”说这话的时候,几位顾客正在他身后吞吐着烟雾。
如果考虑到李老板的顾虑,那我前面提到的那次虚拟禁烟经历,极有可能出现第4种结局:禁烟令实行后,我在餐馆跟往常一样悠闲地抽烟,结果没有人理睬我。
从可操作角度,北京禁烟令实行的难度,也许比相关部门想象的要大得多。
战争还有很多对手
由于禁烟令出台的奥运背景,此次北京禁烟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英国《泰晤士报》4月1日做了相关报道,文章题目充满了质疑的意味:奥运会:北京能否阻止400万人在公共场合吸烟?
新华网转发的一则国外媒体消息更值得玩味:中国体育总局某官员对人们说,北京奥运会将促使中国人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说完这番话后,他走到室外的禁烟走廊,点燃一支香烟。美联社评论说,这位官员的举动说明,中国展开禁烟行动将面临艰苦斗争。
而北京禁烟令在普通市民中引发的反应,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在一家网站工作的小君饱受二手烟之苦,她对北京的禁烟令拍手叫好。“最好大街上也不让抽烟,才彻底呢!”早在今年1月份,人民网就发起了主题为“北京禁烟范围将扩大”的网络调查,初期结果曾经拥护者过半。
不过,记者日前再次查看这个调查结果,发现有57.2%的被调查者“坚决反对”扩大范围,理由是:餐厅、通道都不让抽,何处吸烟?——这无疑反映了很多烟民的“心声”。
北京西城区北礼士路一段不过50米的路两侧,专门的烟店就有4家,此外还有销售香烟的两家超市,记者已经是这里的常客。走进其中的一家烟店,老板杨先生热情地招呼:“还要盒一支笔?”
杨先生开这家烟店已经6年多,通过报纸他也听说了北京要禁烟的消息,不过他对此满不在乎:“对我不会有什么影响,大家肯定是该怎么抽怎么抽,不信你等着看!”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柜台上的烟灰缸推到了记者前面。
杨先生介绍,他的烟店平时主要供附近的居民消费,但一到逢年过节,成条的高档烟销售量就猛涨。搜狐网健康频道的一个调查同时显示,61%的人认为敬烟是一种有效的交际手段。很多社会学者也认识到,对烟民来说,抽烟是一种享受或者习惯,但对更多的国人来说,见到新朋友递一支烟是一种社会交际的方式,高档香烟还是送礼的首选礼品。
这是中国独有的“烟文化”,禁烟令出台后,这种文化将成为这场禁烟战争的主要对手之一。
令人忧虑的是,距打响战争的时间仅剩20多天,但从目前的实施细则、执法单位以及与公共场所管理者的沟通等环节上看,有关部门的准备明显不足。
市法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记者称,处罚细则还在制定之中。负责禁烟检查的爱卫会对外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拨打网上公开的部分区县级爱卫会电话,话筒的提示音回答竟然是“没有这个电话号码”。受访的所有餐馆老板,都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有关部门的禁烟令。这一切,使得这场战争更像一场“无准备之仗”。
如果这场战争不能取得预期战果,除了烟草现实的经济收益,关键还可能就在于不足的执法力量与强大的烟文化基础,就如同钝弱的矛与坚固的盾——如果以钝弱之矛,攻坚固之盾,其果如何?
A、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52.16%,2007年的调查发现,被动吸烟场所在北京市很普遍。52.16%的北京人受到被动吸烟的危害,其中男性58.68%,女性46.24%。36.94%的人几乎每天都处在被动吸烟的环境里。其中,被动吸烟最严重的地方是餐馆。
62%,女性的吸烟比例有所上升,1997年仅有8.8%,2004年已经达到10.39%。另一个网络调查显示,62%的女性抽烟是为“消愁减压”。
80.8%,北京爱卫会等2007年进行的调查发现,80.8%的吸烟者是自己在15-25岁之间开始吸烟的,而15-20岁开始吸烟的占全体吸烟人口的58.7%。所以预防吸烟要从青少年做起。
3.5亿,中国吸烟人数高达3.5亿,是世界上吸烟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每天都有5.4亿人受到被动吸烟的危害。
220万人,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中国每年因与烟草有关的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在100万左右,如果吸烟率保持不变,这个数字将在2020年前增长到220万。
1.8亿,无烟草青少年运动组织提供的资料显示,我国约有1.8亿儿童生活在二手烟的环境中,40%~80%的儿童在家里也受到二手烟的伤害。
2500亿元,2006年11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发布的最新《中国吸烟成本估算》显示,2005年,我国吸烟导致的疾病和直接成本估算为1665.60亿元,吸烟导致的间接成本是861.11亿元至1205.01亿元,简而言之,我国烟民去年烧掉了财富2500亿左右。
6.5亿人,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烟草是造成人类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大约有一半吸烟者(全球约6.5亿人)最终会死于吸烟所导致的疾病。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非吸烟者因为被动吸烟而死亡。被动吸烟增加多种癌症的患病率,引发成人和小孩严重的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疾病。
1000万人,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发展中国家烟草控制研究》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提高10%的烟草税,将迫使大约4200万人戒烟,从而使大约1000万人免于死亡,其中900万人在发展中国家。
147个,从全球范围看,公共场所禁烟时代已经悄然来临。截至2007年5月底,《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共有147个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的80%左右。
B、它山之石
设计骷髅烟盒让人恶心
泰国公共场所全面禁止吸烟,违者罚款2000铢。泰国规定,烟盒必须用一半的面积印上统一的警示性画面:一个被熏黑了的肺、一副黄黄的参差不齐的板牙、一个插满管子的病体、还有一个喷云吐雾的骷髅。包装上也不准印有轻量、柔和或焦油含量低等误导性词语。这招对抑制抽烟还挺管用,因为本来花花绿绿的烟盒,现在看上去令人生畏,甚至使人有恶心想吐的感觉。
而法国政府在1964年制定法令也规定,在香烟盒上必须注明“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语,2005年,香烟盒上的警示语也升级为“吸烟毒死人”。
一根香烟烧掉半个月工资
按规定,禁地内抽烟者至少受罚68欧元,同时场所经营者“株连”挨罚135欧元;如果违法情节严重者,吸烟者和经营者将被处以高达450欧元和750欧元的罚款。一根香烟烧掉半个月工资,烟民们不得不好好思量,改改老习惯了。
在户外、或在专门隔离的、高度通风的吸烟室内,按捺不住的人们还能聊以过过烟瘾,代价则是侧立寒风中缩头缩脑,或躲在吸烟室里无法享受任何消费服务。
在德国,考虑到餐饮业的特殊性,各州的禁烟法规于是五花八门。至于罚款的数额也各有千秋,最低只有5欧元,最高罚金高达1万欧元,令人咋舌。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不影响营业,富有想象力的餐馆老板们急中生智,想出变通的法子,例如,在自己的啤酒馆里搭起了临时帐篷规避法规。
政府出钱劝人戒烟
去年15日,南太平洋岛国纽埃总理维维安宣布,政府计划向每名烟民发放1543美元的戒烟费,鼓励烟民戒烟。维维安说,每天都有3至5名因吸烟致病的纽埃国民到新西兰接受治疗。治疗这些病患所需费用高达15.4万至77.1万美元。相形之下,政府出钱让烟民戒烟“比较划算”。
本月上旬,纽埃政府已宣布将向议会提交在公共场所禁烟的提案,并计划在各个村庄禁烟。纽埃约有1500名国民,其中约200人吸烟。
在中国台湾地区,也曾经举行了一个名为“戒烟就赢”的戒烟比赛,共吸引了23000多烟民参加。结果,13名坚持一个月不吸烟的参赛者分享了总额为150万元新台币的奖金。最有趣的是,其中有一位93岁的老烟民。
公共场所抽烟可能入狱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市政府去年11日宣布,从即日起在该市所有公共场所禁止抽烟,违者将被处以重金罚款或被捕入狱。该市由此成为这个东非国家第三个禁烟城市。
墨西哥城法律规定,“所有封闭的公共场所都应百分之百禁烟”,违法吸烟的个人将被处以50至150美元不等的罚款,惯犯将被监禁36小时。
美国费城的火车站,如今也有个告示,在站台吸烟者或罚300美元,或入狱10天。
在自家吸烟被告上法庭
瑞典各界为宣传吸烟的危害,可以说是花尽了心思——女人们常看的时尚杂志上宣称,现代择偶标准之一就是找一个不吸烟的男士;男士们的读物上则写着,小心吸烟的女友过早衰老;健康类杂志则更是把吸烟,特别是吸二手烟的危害一一列举,例如导致肺癌、造成性功能障碍等等。此外他们还采取了严厉的司法措施。
2007年夏天,一位吸烟者因为在自家的院子吸烟而被隔壁的女邻居告上法庭,理由是随风飘来的二手烟,使那位妇女的健康受到了危害。
这起看上去有些“离奇”的案件被媒体曝光后,众多瑞典人对告状的妇女表示了支持,于是瑞典再次掀起了全民宣传戒烟的高潮,有的人还专门建立了网站声援那位妇女,而网站的论坛,更汇总了各种吸烟有害的观点及证据。虽然法院最终以室外吸烟合乎法律为由判决那位妇女败诉,但瑞典宣传禁烟的成效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用奖牌区别禁烟等级
为便于人们记忆和实施,同时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接受能力,加的禁烟内部章程分为“金牌”、“银牌”和“铜牌”三种。“金牌”基本禁止在一切公共场合、一切有屋顶的地方吸烟;“银牌”允许在酒吧和赌场吸烟;“铜牌”允许在没有儿童的情况下,在建筑过道、走廊和酒吧吸烟。
2004年,多伦多市禁止在所有酒吧、公用大厅、赌场吸烟,有违者可处以205加元到5000加元(比加人月平均工资还高20%左右)的罚款;2001年,渥太华禁止在一切工作场所和公用空间吸烟,并且不设置吸烟区。
烟民不能上大学
朝鲜官方的中央新闻社报道称,朝鲜整个国家到处“都在进行着如火如荼的禁烟运动”,这其中重要的一项措施便是“剥夺烟民的大学深造权利”。这也就意味着那些未成年吸烟者或学生吸烟者们将失去大学深造的机会,朝鲜所有大学的大门将对烟民们关闭。
C、学者访谈
——连空气都能马上“听话”,不太靠谱
南都周刊:日前北京市法制办出台新规,从五月开始,北京将在多数公共场合禁止或限制吸烟。有人赞成,有人颇有微词,比如担心影响他们的生意等等。
郭巍青:我觉得在公共场合限制吸烟,这在总的方向和目标上是正确的,应该说在价值理念上是可以肯定的,另外这也是与国际接轨的治理方式。但是中国的条件下,大城市人口密集,公共场所人流大,如何达到限制的效果,这在客观上是一个管理的难题。
个人觉得应该积极推进这项工作,但不应过分依赖行政手段。因为动用行政手段,会给执法机构带来很大压力和繁重的工作量。如果他们完成不了任务,会影响执法机构的公信力。所以我主张更多地推广公民的自我教育以及民间的教育,来劝服人们不要吸烟,进而配合必要法律,不要单靠法规和行政机构去实行。
南都周刊:《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范围的若干规定》草案里有一条关于对个人公共场所吸烟的处罚规定,罚款10元。后来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取消这一决定,原因是全国并没有全面实施禁烟的法令,处罚个人不合适,于是改为处罚禁烟场所所在的管理单位。这是懒政还是确有苦衷?
郭巍青:这是政府面对公共事务管理的时候,本身管制力量和执法力量严重不足而导致的一种行为,客观上是需要社会力量配合的。但是在中国完全行政主导化的情况下,社会自我治理的能力比较差,于是只好通过行政命令渠道把执法的责任交给你,比如规定网吧、餐厅不能吸烟,那你必须执行。这就把罚款概念变为对你执行不力的罚款,而不是对于个人吸烟违反什么规定的罚款,那么我感觉这个事情的性质就有了变化。
南都周刊:这让人联想到中国之前有过的“门前三包”,“计划生育”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实行的。所以有人戏称这次是“中国式禁烟”。
郭巍青:对,这其实是把一个本来是以一定的方式引导公民行为的公共管理事件,变成了行政部门对于市场经营单位或其他单位一种行政控制的手段,这样下去会使得行政工作中压力与矛盾增大,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卫生局的权力,比如收罚款过程中,罚与不罚,睁一只眼还是闭一只眼,其权力的运用会出现一个空间。中国通常都是这个毛病。
南都周刊:香港是通过罚款传票的方式由法庭裁定来罚款,并直接罚到个人。它有这么一个固定的机构执行相关任务,而我们似乎总不能上升到法规的层面,总是通过行政的方式来进行。
郭巍青:是的,这就出现了多层关系:卫生局对经营单位的关系,经营单位对个人的关系。如果有一个明确的相关法律,那么你在公共场所违例抽烟,本来完全是个人问题,应当通过一个司法渠道解决它。这在整个运行的理念上、逻辑上才能说得通,我们却搞成了多层关系,每一层关系的对不对都是有问题的。
首先是经营部门面对顾客的时候,本来由于利润导向想要顾客消费,但是又得被要求去控制、管理客人,比如抽不抽烟这样的问题。这就使经营者处在一个矛盾中,他是要争取客人消费呢,还是把一些客人拒之门外呢?那么这个时候容易出现他会变通或者说不情愿的空间。再者,严格地说,他有没有要求客人该如何做的权利呢?如果有法律作为依据,直接通过法律跟个人打交道就好了,没有的话他又凭什么做这个事情呢?相当于比如说,饭店制定的怎么消费、最低消费,这些本来就是有争议的事情。这就使消费者同经营者有更不明确的空间,同样道理会出现在卫生局和经营部门之间。那么三者是什么样的关系,基于什么法律呢?我想不清楚凭什么可以这么做。
几个月做到无烟也让人恐怖
南都周刊:这次禁烟,也是在兑现对“无烟奥运”的承诺,您觉得奥运会之后这种执法的形式是否适合推广于全国?
郭巍青:我觉得顶多是在奥运期间把环境形象搞得好一些,这多多少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想要实现全国范围的无烟目标,还是需要公民的自觉行动,而不是每件事情都变成一个行政指标或罚款指标,不是行政系统行政权力对于社会部门强行规定。我觉得这是手段不合理,虽然目标是对的,但我希望手段有所改变,而不是通过这种运动式的。
南都周刊:法国2008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所有公共场所禁烟,有数据显示它本来有1/4的烟民,但它做了各种各样的公民教育工作,等到60%的烟民表示愿意和香烟说再见的时候,才推出全面戒烟法规,有点水到渠成的味道。您所希望的方式是否类似这样?
郭巍青:对,是这样子的,是要看到来自于社会公民的努力。比如说一个人在公共场所,我不希望你吸烟,不喜欢你对着我喷烟,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人都应该认为正当的要求,包括吸烟者本人。那么为什么不理直气壮地去推动这些公民运动呢?这是中国社会发展中最大的一个缺陷。
另外中国人讲面子嘛,不去当面劝你怎么样。比如聚会的时候有人抽烟,别人不太好意思去说他什么,这也是中国人一团和气的风格,一种文化传统吧。但你现在是处于一个大都市的社会条件下,那么就应当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人相互地规范行为构成一个公共秩序。不能让抽烟的人觉得:这是政府多事,要办奥运会就限制我的自由,不准我抽烟。绝对是不能形成这种概念的,不能朝这个方向引导。
南都周刊:是的,把这个事情越跟奥运会扯在一起,就成了烟民为了奥运会做出一点牺牲似的。在您看来,烟民和非烟民该如何看待奥运会期间禁烟这事?
郭巍青: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把这个当成一个太丢脸的事情吧。中国有这么多烟民,这并不是短期内可以去扭转的。按我自己在欧洲的情况来看,法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在公共场所比如火车站,吸烟的人挺多的,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平常心来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死于吸烟的有多少多少人,有多少烟民产生,烟草多大产量,大家一看,北京能够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扫荡干净,彻底无烟了,即使对于一个外国人按照他的平常思维来说,你这个政府未免太恐怖一点吧?
人工雕琢出来的北京面貌不会使人有真实可信的感觉。其实你要承认有些东西是存在的,同时让人感觉到生活中大家其实在努力改进,有这么一条我看就行,中国人也得坦荡一些才行。什么事情都要按官方口径定一个标准来,很漂亮很干净,连空气都能马上“听话”,按照你的规矩干净起来,就让人感觉有太多人工管制的痕迹在里面,并不见得好。
过去我们是政府包办一切,志愿者、社会团体介入得比较少,缺乏源自公民内在动力和需求。如果说在国外报道奥运会的过程中,有一个关于“中国公民反吸烟联盟”的成立,我觉得这样一条消息比任何一条消息要让世界看得明白,让人家更能接受北京!
D、禁烟建议
一项法律的颁布,最重要的并不是法理如何完整、逻辑如何周正,而在于它是否能通过人的理解而至执行,从而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只有可以贯彻执行,达到目标且不出现过分出乎意料结果的法律,才是好的法律。
从逻辑上看,这条例似乎是很好的渐进禁烟路径,因为暂时从人力和技术上,都无法实现对烟民个体的经济处罚,那么就通过各禁烟场所管理机构的执行力与自律来实现连坐式管理。
但回顾起来,连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文化结构做支撑,而今天这些背景与结构已不复存在,比如那些实现区域与社区自主管理的氏族宗族力量。
这显然又是一次中国式的责任摊派,一种单位制的思维回潮,原本由单一部门完成的宣传教育与秉公执法责任在分拆之后,很容易成为野蛮执行与执行不力的两极困境。
将禁烟场所进一步扩大,这从趋势上是好事,但仍要考虑技术与意识的跟进。比如乘车排队,并没有任何经济处罚规定,但有排队日这样的宣传活动,有交通协管员不厌其烦的耐心疏导,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某些时段某些路段,排队候车已蔚然成风。北京这个超级城市,餐饮场数以万计,条例针对的是一切场所,却不提供相应手段,这就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法令。
虽然禁烟运动会得到很多民众的支持,但这毕竟不是纠正乘车排队那么简单,甚至也不是吐痰那样的习惯问题。吸食烟草,首先是一种身体成瘾行为,也有相应的心理需求甚至文化背景,虽然烟草对人类健康百害而无一利,不禁不快,但又不能一禁了之。卫生部门也知道相应的成本付出与纠纷策源都很棘手,便更不应该颁布这种令行禁难止的条例。
但回顾起来,文明的进程,有很多都是外部强制导致的自我控制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人类任何行为的改变,都有一个创造与监管的过程,就像婴幼儿排泄训练一样,既要禁止,又要讲授正确的方法,如果没有足够的公共卫生间,我们无论如何宣传禁止,仍会处于一个随地大小便的时代。再人性化的禁烟,对于吸烟人来说也是一种不爽的行为,但就像对吐痰与随地大小便的禁止,对排队与过马路的规范一样,个人会明确自身的一点点不快最终会带来于己于人更大的便利,行为也得到了永久的矫正。
一方面可以通过法律的严格来让吸烟者觉得利益受损,如罚款,甚至禁闭。一方面也要通过类似礼仪确立一样,让民间的各种表情发挥作用,或对烟民不屑,或对烟民愤怒,这样烟民就会产生各种羞耻感,从而改变自身行为。
以下的一些禁烟思路,将真正考验我们在面对社会顽疾时的责任意识与创新能力。
1、更细致的逐级禁烟
网吧与餐饮同时出现在新的禁烟条例中,很不相配。一般的经验看,在餐饮场所的吸烟行为,还是能得到有效控制,因为现在很多餐饮场所已经实行了吸烟区的制度,由于制度施行已久,这些餐饮机构也总结了如何劝阻、调解吸烟者与非吸烟者的关系,虽不成文不成规,但成为了一种双方共同遵守维护的亚制度。网吧则不然,很多时候去网吧上网,其代价之一,就是要忍受如浮尘一般的烟雾。
不过网吧相比餐饮机构也有优势,因为它完全可以通过中止服务作为劝阻不力后的措施,这一点餐饮行业就无特殊便利了,造成纠纷的成本也比较大。所以在不同领域的禁烟,卫生部门也该考虑依据分层逐级的原则进行。
2、有支撑的强制处罚
高额的经济处罚永远是最有效的行为矫正方法,这不仅是吸烟人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也是很令人感到颜上无光的糗事,网吧餐饮场所人员众多但不流动,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监管环境,那些被罚的吸烟人恐怕只有落荒而逃一条路。
但这确实需要足够的监管人员与手段,就像监控其他违规行为一样,北京抬头可见的摄像头组成的信息监控网可以应用起来。当然,最初不可能实现完全的监管,要区分重点区域与模仿区域,这自然就要与上面所说的逐级分层禁烟制度结合起来了。此外,这种罚款可以参照车辆违章罚款,甚至可以通过法院发传票的形式解决。
3、人性化的环境再造
我们要禁止一种东西,我们就必须首先知道这种东西是什么。除了刚才所说的分级逐步禁止之外,也应明确吸烟不仅是一种成瘾行为,也是一种环境与文化产物。很多人退休之后很快戒烟成功就是实例,因为不断有人敬烟的环境消失了。
其实,餐饮场所提供吸烟区,就是一种自主的环境再造方式,当然也有利益驱动,否则不吸烟的顾客会感到不快。卫生部门是否可以提供一些更好的环境再造办法、提供一些人性化的警示语、漫画,来提供一个谢绝香烟的环境呢?如果墙上贴了“给他人香烟就是协助他人自杀”之类意思的宣传画,不仅谢绝吸烟变得非常便利,可能主动敬烟行为也会逐步消失吧。此外,在整体环境上还需要更多的引导和教育,很多关于吸烟的负面形象需要根植到市民脑中,比如吸烟的人都是穷人,都是差劲的人;比如青少年吸烟不是时尚、不是优雅而是粗俗等等。
4、团体内的行为矫正
其实从连坐等方式延续的团体行为矫正法,也适合各类顽固瘾类的治疗,在西南地区家族宗族势力比较完整的地区,人们甚至以此方法去戒除毒瘾。在城市现代家庭中,就是针对儿童与老人的禁烟教育,从身边很多实例中可以知道,儿童对父母吸烟的反对,至少可以大量减少吸烟行为的发生。也就是说,在适合的社会团体内,可以采取渗透的方式,但是不能以行政命令实现这样的氛围。
事实上,如果能对香烟史与烟民群体有些认识,类似的管理方法还有很多,政府还可以提高烟价,严格香烟买卖办法,还可以借鉴很多国外的办法。比照起来,卫生部门此次连坐式禁烟管理条例,就是只要权力、规避责任,最后的结果,则是权力不得行使、额外责任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