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病泛滥看“性道德”生态

　　中国疾控中心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近20年来，我国性病发病数逐年上升。1985年，全国疾控部门统计的性病发病人数为0.58万；到2003年，这个数字已上升到75万，18年增加上百倍。

　　18年间性病患者增加上百倍，这个数字确实令人触目惊心。而问题更在于，这个百倍还只是有据可查的数字。据疾控部门估计，上报至疾控部门的性病发病数字只占实际数字的10%左右，而另外90%约700万患者出于个人情面和隐私，只愿去街边的性病门诊或社区小医院求诊。疾控部门估计的数字也许未必确切，但是只要看看街头巷尾张贴的“老军医专治性病”的黑广告和媒体上“性病专科门诊”的广告攻势，也大致能估摸出其后面巨大的市场需求。

　　触景生情，不禁又想到去年年底曾引起舆论哗然的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该报告称中国人的平均性伴侣数最多，为19.3人，远远高于全球的平均数10.5人。这个调查报告的失实是明摆着的，即使是白痴也不会相信今天的中国人人均有19.3个的性伴侣。但是，注了水的杜蕾斯调查报告除了引起广泛的关于数字高低的质疑之外，也应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报告中中国人性伴侣世界之最的噱头，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是如果将其与我国性病患者激增这条消息联系起来，我们恐怕就不能将它当成娱乐事件而一笑了之了。它至少说明，在中国的部分人群中确实存在性滥交现象。

　　性病高发，与婚外不洁性行为密切相关。可以断定，有相当一部份中国人有着多个性伴侣，而且不论是范围还是人数都呈现出蔓延扩散的势头。今天许多地方，性道德的生态环境正在恶化。卖淫嫖娼、包二奶等丑恶现象屡见不鲜，钱多的包二奶，钱少的找小姐；一夜情的“杯水主义”也颇有市场；及时行乐叫做享受人生；畸情乱恋，称为人生资本；兴趣被异化为性趣；性福即等于幸福……在这种背景下，性病的泛滥也就成为必然。

　　性问题不局限于性，更涵盖了法律、伦理和道德等方面。如果说性病问题是一面镜子，那么它照出的恰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性病在今天变成了常见病，那么要是我们找不到遏制之策，它是否会真的变得与伤风感冒一样普通——倘若真的这样，性病就不只是性病而更是社会病了。

    医学无力，需要道德帮忙？

　　“性解放”者不肯放弃性乱行为。当西方社会饱受艾滋病灾祸而有人提出必须重视性道德时，“性解放”者却声称“现代医学可以防治性病，即使是艾滋病也可以使用避孕套进行预防，而且今后还会有治疗艾滋病的特效药和预防艾滋病的疫苗。所以决不能因为艾滋病而使性革命半途而废。”

　　然而严峻的客观现实却与“性解放”者的主观臆断完全相反。首先是现代医学无力制止越来越严重的性病流行。现代医学技术对性病的防治能力十分有限，远不如性道德对性放纵行为的约束更能有效地控制性病蔓延。发展中国家卫生资源严重缺乏，人民缺医少药，卫生条件又差，唯有性道德对性行为的约束，才能使这些国家免于艾滋病灾难。

　　想要依靠提倡使用避孕套来预防艾滋病的做法是不可能最后终止艾滋病流行的。避孕套在使用时因为破裂和滑脱或精液外溢，用于避孕的年失败率一般也在10%左右。如此高的失败率本身就意味着避孕套用于预防艾滋病是冒险的，不安全的。

　　美国全科医生委员会主任拉瑞杰表示，“婚前无性行为，婚姻存续期间对配偶绝对忠诚”这些中国人传统的性观念是预防艾滋病最有力的武器。相反，如果单纯依赖安全套，则难以完全避免感染艾滋病。